讲座︱李永迪:文献视野之外的安阳考古

时间:2019-11-16 来源:www.crchina.com.cn

原标题:讲座\\李永迪:文学视野之外的安阳考古学\\ 2019年10月18日,芝加哥大学李永迪教授应邀在武汉大学振华建筑历史学院101室作题为“历史文学之外的安阳考古学”的学术讲座 武汉大学考古系的张昌平、余云曦、何晓林、曹昭、李雪婷、陈立新等老师参加了此次讲座,讲座由武汉大学考古系的孙卓主持。 “”李永迪教授以他在考古研究教学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问题开始了他的讲座。第一个问题是,一些没有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生经常认为考古学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考古学就是历史本身。 李永迪明确指出,当代考古学有自己的学科体系,这与历史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且从起点上看与其他学科有着明显的区别。 与此同时,李永迪还表示,他并不否认传世文献的价值,而是应该重新审视传世文献的地位,将传世文献视为众多研究资料之一。

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李永迪说,他的导师张广智先生经常把这个问题作为课堂讨论的出发点,即“如果当年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的第一个考古遗址不是安阳,而是新石器时代的尹喜村,那里没有历史记录,它会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什么影响?”换句话说,安阳被时宇选为中国学者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地点,是这门学科开始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纽带。 李永迪还提到,班上有些学生跳出了张先生的命题,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除了安阳,时宇所不会有任何考虑。 这也表明,在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有其文化和历史背景。

李永迪接着论述了什么是中国考古学以及中国考古学在学科方向上的发展 他认为,谈到中国特色考古学,俞魏超先生和张忠培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 俞先生和张先生以苏冰淇先生为榜样,强调了类型学、年代学和植物区系类型的重要性,从而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观。中国考古学依靠完备的仪器分析方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特征。 李永迪补充说,提到中国考古学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历史倾向性,这与中国考古学从属于历史以及文献资料在青铜时代考古学中的大量使用密切相关。 他强调,中国考古学看似不相关的两个方面实际上与中国考古学的方向和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框架有关

20世纪80年代,魏超先生接受了张广智先生的邀请,访问了哈佛大学。 在接触到北美考古学发展的研究和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讨论后,他觉得当时中国考古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西方考古学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他希望利用西方的经验来指导中国考古学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回到中国后,俞敏洪开始倡导向北美的“新考古学”学习,希望能促进新的研究氛围,从方法和理论上改变中国考古学。 李永迪引用罗泰的话来回忆魏超先生文章中的论点,他说,既然俞先生没有真正触及西方新考古学的源头,他就不能再继续北美考古学的理论传统了。 再加上张仲培先生为首的中国学者被排斥在外,除了少数年轻学者的参与,这场运动最终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甚至包括俞敏洪先生自己的研究,最终回到了中国考古学最初的学术道路上。 李永迪说,这是上个世纪中国考古学学科理论的自觉对话,但不幸的是没有类似的讨论。

此外,李永迪还提到了张广智先生 他说,改革开放后,张广智先生成为中西学习的重要桥梁,他有意识地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中国考古学。 他的大部分作品已被翻译成中文,为年轻学者提供了不同于中国传统考古学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和方向。 张广智代表的是基于人类学的考古学,这反映出考古学不一定需要置于历史学科之下。

李永迪在这里特别强调,讨论学科定位和学科理论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上面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到目前为止,中国考古学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话方式来解释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定位考古学学科。 他鼓励在座的年轻学者努力超越类型学、年代学和形态学,寻找其他考古研究的理论方法。 寻找这样一个方向取决于阅读中国考古学以外的考古学和古代文化研究。

李永迪说,对于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仍然可以从西方考古学的研究中学习。 西方学者对考古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考古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考古学在学科定位上是更接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 由于时间限制,李永迪只介绍了两位学者崔布鲁斯特里盖(Cui Bruce Trigger)和叶飞诺曼约菲的相关研究。 简而言之,特里格将考古学理论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 高层次理论本身是抽象的,指导着对材料的解释,如达尔文理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等。 然而,低层次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考古学中的地层学、年代学和类型学等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初步解释 叶飞继承了崔戈的结构,但把低级理论称为基础理论。如果崔戈注重不同理论层次的逻辑联系,叶飞则注重不同理论层次的抽象思辨和阐释。 李永迪认为,以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为例,历史既有高层次的理论,也有中层的理论。总的来说,中层理论作为连接高层理论和考古资料的桥梁,是目前中国考古学最需要加强的环节。 他说,这实际上仍是俞魏超和张广智指出并希望做出改变的地方。

李永迪以商代殷墟考古为例,通过对学科定位和理论框架的探讨,说明如何深化安阳殷墟的研究。 最后,以他最近对殷墟手工业生产的研究为例,试图说明两点:殷墟手工业生产的绝大多数证据来自文献资料,手工业生产的讨论和研究如何可以作为考古学的中层理论。

圆圈后面藏着什么?

李永迪以研究文献中常见的商代文化分布图为例,讨论了未筛选的历史概念如何影响我们对考古资料的解读。 研究商代的学者们经常画出商代的政治势力范围或文化辐射圈。具体范围往往由商代陶器的分布决定。 用这种绘画方法,我们会发现商朝对领土的控制似乎与其他朝代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年的控制基本相同。 事实上,这是一种将晚期领土控制投射到古代的方式。

李永迪强调,在画分布图、疆域图的过程中,大家都忽略掉了这种画圈的背后隐藏了什么。绘制地图其实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也是制图者对过去理解的一种视觉认定。他提到谭其骧先生在 《中国历史地图集》 序言中写道,编辑团队为了画出各时期的疆域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但其中仍有许多是无法确定的。除了地点的不确定性外,各时期的疆域并不是固定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 选择某一个时间点静态地反映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事实上也不足以反映当时历史全貌。李永迪另举了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看似客观的地图所隐藏的政治含义。一般的世界地图是北朝上,而澳洲在这样的地图中显得特别边缘。澳洲人刻意绘制了一张南朝上的地图,在这样的呈现中澳洲反而成为世界地图的中心。这些例子都说明地图虽然是个直观的视觉呈现,但并不表示其中没有需要厘清的先设观点与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学者吉德炜描述商代疆域控制时,以充满孔洞的瑞士乳酪做比喻,似乎更为贴切。

李永迪以安阳作为殷代都城的终止为另一例子,说明以历史文献为中层理论解释考古材料可能会碰到的限制。他提到,孝民屯东南地出土了宝鸡式青铜器陶范,迫使学者重新考虑殷墟作为都城的年代下限。大部分学者试图在史书殷墟纪年及周公东征的时间范围内解释这一考古现象,忽略了一个城市的动态演变过程,没有考虑殷墟当时作为一个都会城市,有没有可能是分阶段衰败,甚至分区块、在不同时间逐渐瓦解。换言之,有没有可能殷墟的铸铜作坊在周公东征以后仍然运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生产高规格铜器。李永迪认为,若是以人类学或世界古文明都城比较研究为研究殷墟消亡的中高层理论,学者研究的焦点可以放在都会城市的衰落消亡过程,而不是在历史文献的人时地框架中寻求答案。

李永迪所要表达的是通过对城市考古研究,在探讨城市崩解或者是衰亡过程中作出问题引导,则会带出来与历史学完全不一样的问题。李永迪谈到,传世文献属于从某一角度解释过去的一种看法,而考古材料中所能发掘的角度远远多过传世文献。但他也承认,文献中所反映的许多社会文化宗教层面,也可能是考古材料无法触及的。但这不代表历史学与考古学是一个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考古学甚至可以提出不同视角,对历史进行重新改写。

商王对手工业生产活动的控制模式

李永迪接下来以他即将出版、针对殷墟手工业生产的专书研究为例,解释考古学者可以如何超越文献研究古代社会。安阳殷墟经过九十年的发掘,发现了多处大规模进行铸铜制骨制陶的复合式手工业区。这些作坊区最明显的特色是不同材质的手工业在同一区域内大规模生产,而各个生产区分散分布于都城的不同位置。即便同为大规模作坊,从生产的产品来看,铸铜与制骨的生产模式也不相同。例如铸铜及制骨作坊都生产低中阶的产品,但以目前材料看,高等级的骨器可能是在王室直接控制的小屯作坊区生产,而高规格铜器则仍在王室核心区以外的不同作坊生产。另外角镞的大量生产,也能反映在器物规格化的趋同。

关于王室核心区的作坊,李永迪指出,他通过对史语所的早期材料分析,发现甲组基址、大连坑、乙组基址北部均出土了手工业生产相关的遗物。尽管材料少,生产规模小,这些遗物所反映的手工业是核心区以外所不见的,所生产的也是高规格的器物,如用于漆木器的大理石嵌片及蚌片,以及象牙器与雕花骨。史语所石刀的材料也显示在甲组基址、大连坑一带可能有生产石刀的活动。从综合的角度看,他推测殷墟手工业原料的获得和产品分配应都是由王室来操作,而根据不同情况,商王室对不同类型的手工生产也有着不同策略。例如某些具体生产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生产,是交给王室核心区外的次级贵族来操作;而特殊的工艺生产则由王室直接控制。最后李永迪再一次表达看法,认为考古学是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一门学科。他表示以他的研究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殷墟手工业生产是甲骨文或 《史记》 等早期文献所触及不到,只能透过考古学特有的理论、方法与手段进行研究。

讨论环节中,张昌平教授指出,李永迪教授的这个话题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特别具有挑战性,他从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上来讲考古学与历史学是不一样的,而一个学科是不是独立于另一个学科,也要看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是不是独立的。张昌平同时谈到李永迪教授在考古材料上的分析对于我们是具有启发性意义的,展示了如何对考古材料进行深入仔细的分析。

(本文已经过主讲人修订并授权发布)